1、方舟子使用推理的方法欲证明韩寒的作品并非自己所写，这是属于文艺批评的范围。

　　关于韩寒与方舟子的名誉权纠纷诉讼，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仍然是学术之争，而非司法裁判的问题。实话实说，我对韩寒比较喜欢，看过他的小说，并不十分喜欢，看过他的一些议论，认为他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因此才喜欢他的。这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不多，敢说真话的年轻人更不多。至于对方当事人，人们议论很多，我不做评价。

　　但是谈到他们之间的案件，我的看法是，这仍然是文学或者文艺问题的学术之争，是批评与反批评的问题。近些年来，关于学术之争通过司法进行干预，已经有数宗案件，我对法院的这些判决不敢苟同。先是宣科的那个纳西古乐的案件，一个学术批评文章，竟被法院认定为侵权之作，开了司法干预学术之先河；目前已经终审的范增名誉权纠纷案，仍然是法院在干预学术，学界批评很多，但法院最后还是做出终审判决，继续干预学术问题。如果学术争论、文艺批评都要通过司法程序判断，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那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司法裁判不是做这种事情的。

　　当然，由于学术批评涉及了被批评者的人格评价、名誉受损的情形，涉及了名誉权的侵害问题，因此只要有当事人起诉，法院就应当管辖，就应当做出裁断。不过，我认为，目前韩方之争尽管措辞激烈，但仍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并非已经进行了人格攻击、恶意诽谤。对于这样的争议，受诉法院最好的方法，就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让当事人继续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争论，孰是孰非，公众自有公论，并非是法院裁判所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是否代笔，法院能够确定吗？是一个司法鉴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吗？宣科案件和范增案件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我还想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学术界，正常的学术批评太少了，包括我们的法学界。一部作品面世，多数是欢呼和叫好，偶尔有一点批评，多数是皮毛，先肯定大方向，然后说出一点不同看法。这跟我们几十年的经历是一样的。正因为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因而我国长期以来平庸之作、甚至低劣之作从来不加顾忌地敢于出笼，招摇过市。如果有正常的、严肃的学术批评，相信我国学术界、艺术节的低劣、平庸之作就会大大减少，因为低劣、平庸之作惧怕严厉的批评而不敢出台。从法律的角度观察，法律对学术评论和学术批评应当采取鼓励的态度，而不是干预批评，更不是将民事裁判之手伸向学术界，去扼杀正常的批评。

　　相信韩寒，如果你是不判批评的，你自然会澄清事实，还事实的真实面目，你会腰杆挺得更直。“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2、 韩寒与方舟子争论中并没有涉及着作权的问题

　　着作权的问题，对于韩寒作品的着作权，除了方舟子提出质疑之外，并没有权利人出来主张权利，因此，目前韩寒的作品没有着作权之争，方舟子作为局外人，他无权主张韩寒作品的着作权，他也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他只是质疑而已。如果有人提出，韩寒的作品是他写的，它享有着作权，这时候才能够出现着作权的争议，才能够起诉着作权的侵权诉讼。现在还没有这个问题。因此，也不必讨论这个问题。

　　3、韩寒手稿的真假无法通过鉴定解决事实认定问题

　　这都是法院审判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学术问题，法院可以鉴定吗？专家可以鉴定吗？都做不到。方舟子他也不必作证，因为他是被告，被告原则上不负举证责任。因此，这样的争议司法不宜干预。

　　（来源：杨立新民商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