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宁，我们相处三十六年的好兄弟，先我而去了，怎不令人悲慟万分。记得第一次相逢是一九八0年的暑假，我坐上北京去南京的火车，我的对面坐着一位魁梧的汉子，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微特別耀眼。我问道，你是北大的？他看着我的校徽一，反问到，你是人大的？我倆都笑了。聊起来才知道，他是北大法律系七九级的，我是人大法律系七八级的，他是系学生会主席，我也是。我们从人大罢课收回校园谈到北大民主竞选人大代表；从西单民主墙谈到取消反革命罪；从鸡毛蒜皮家长里短谈到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真有知己相逢相见恨晚之感，直到火車到了我的家乡徐州，他还要前行南京探亲，我们才依依惜别。

从此，我们成了莫逆之交的好友。大学毕业后我们分配去了国家机关，不约而同殊途同归又都做了律师。他很关心我，也给了我很大帮助，特别是他当了全国律协会长之后，如深圳律协的民主改革，筹建人大律师学院等都有他的功劳，他至今还是我们律师学院顾问委员会付主任。

如今，斯人己去。我想他不会走远，他不过是去法治的天国打个前站，去建个新的律所，去创个新的律协，总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聚的。

（作者：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