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字伯高，1889年生于湖北竹山县的一个山村。他幼时家贫，半工半读。1914年，他赴武昌求学，先就读于警察学校，次年考入武昌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当时施洋家境仍然困难，需靠售卖绿松石补贴生计。虽然条件艰苦，但其却取得甲等第一名的毕业成绩。
1918年，施洋呈请取得律师证书，并在湖北高等审判厅登录。他在湖北武夏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内执行律师职务，先后设律师事务所于武昌抚院街和汉口皮业巷5号。
支持爱国运动，追求地方自治
施洋执业不久就遇上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他的提议之下，武夏律师公会通电支持学生运动。1919年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遣军警封锁声援“五四”运动的武昌高校，逮捕学生数十人，殴伤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等十余人，酿成“六一惨案”。
6月3日，武昌游行学生再次遭到镇压，同日，施洋召开武夏律师公会紧急会议，提议救援学生、惩治凶犯、呈请法庭公诉。为了哀悼各地遇难学生，武汉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在汉口宁波球场召开追悼大会，施洋代表律师公会到场发言。6月10日，汉口商界罢市抗议。6月13日，“六一惨案”中被捕学生获得释放，涉案的警务处长、保安队长相继去职。
同年7月，为了汇聚爱国力量，武夏律师公会、武汉学生联合会联络武汉工、农、学、商团体发起设立“湖北各界联合会”，施洋当选该会副会长。不久，施洋率商民代表陈玉卿、学生代表肖骥等人组成**团，赴京**，力争国权。**受阻后，施洋旋至上海，组织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出任该会评议长。居沪4个月，施洋“评时议事，整理文电，做了大量工作”。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施洋意识到“现在我国的弊端，最大的莫过于教育未能普及，实业未能振兴”。于是，他返回武汉，和恽代英等人力促湖北平民教育社的成立。施洋作为总务主任，为平民教育社的发展做出很多努力。在施洋等人的主持下，平民教育社在武汉创办了7所平民学校，提供免费教育，并且带动多个社会团体投入其中。施洋还与林育南、恽代英共同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平民教育》一报一刊，引介外国先进思想，提倡文化革命，宣传平民教育。这些工作在武汉地区掀起了平民教育的一个高潮。
施洋认为救国图强的另一条道路是“联省自治”。他甚至提出：“非宣布自主实行自治不足以救危亡解纠纷。”这与他的平民思想也相互映照，因为他所追求的“联省自治”正是“平民自治”。为此，施洋发起成立“湖北自治筹备会”，法律、商业和学界人士纷纷加入，自治运动在湖北渐成气候，也越来越遭到督军王占元的嫉恨。
1921年6月，王占元所部在武昌发生哗变，城内一片狼藉，烟火四起。在此紧张局势之下，施洋以湖北各界联合会的名义连发通电，宣布驱王自治。由于力量不够，施洋等人决议寻求外援，先后前往洛阳、长沙，向军阀吴佩孚、赵恒惕求援。7月22日，施洋等人在长沙成立湖北自治政府，制定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施洋被选为省总监和省务院秘书。
在施洋等人的一再敦请、活动之下，湖南、四川相继派兵入鄂。施洋亲赴前线，与湘鄂联军一路北上，连战连捷。8月11日，王占元仓皇出逃。然而，吴佩孚却趁火打劫，与萧耀南等部攻击湘鄂联军，甚至掘开武昌金口长堤。在直系军阀的强大攻势下，湘军方面被迫停战撤退，湖北自治政府宣告解散。北洋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检阅使，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湖北自治运动的果实被吴、萧窃取。施洋不禁悲叹：“驱去一虎，又来二狼。”此时他还不能逆料的是，自己也将命丧“二狼”之手。
坚信劳工神圣，甘为劳工律师
施洋本人出身贫苦，执律师业后也不忘扶助贫弱，尤其对广大劳工的权利，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维护。林育南对施洋曾有如此评价：“这个贫寒的律师，他并不以谋衣食为急务，贫苦的人有事找他，他是非常乐于帮助的。他为他们奔走，不辞劳瘁，他不独不要丝毫的报酬，而且反以所有者接济他们。‘贫民的拥护者’‘劳工的律师’，他的声名因之渐渐洋溢于武汉了。他的名望显著，在同业中，居重要的位置，因而收入亦颇丰厚。然而他仍是一贫如洗，并且负债，因为他的收入之款不自存积，专为这些找他的穷人和奔走社会运动而用完了。”
1921年，在施洋、林育南的推动下，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在武昌徐家棚工人夜校宣告成立，施洋受聘为首席顾问和法律代表人。紧接着，联合会发动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施洋起草《改善待遇十五条件》，同粤汉铁路外国总管展开谈判。在工人的坚持之下，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此次罢工取得胜利。
同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行老板宣布增加车租。施洋、林育南等人召集人力车夫代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开展统一的罢工行动。施洋代表工人提出了承认车夫工会、取消加租议案、降低车租标准3项要求。12月7日，施洋指导车夫工人代表组织的车夫乞丐团，向租界进发。在游行至法租界时，租界巡捕与车夫发生冲突。日渐严重的局势使租界当局不安，于是由武汉商会出面进行调解，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车夫工会得到承认，车租暂时不予增加，并且得以免除3日租钱。
1922年6月，施洋在林育南、项英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接连出任汉阳铁厂、汉口水电公司、大冶铁矿等工会的法律顾问。他还参与策划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工团联合会的办公地点就设于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会所之内，而此会所也是得益于施洋的奔走方才得以建成。
1922年9月，粤汉铁路工人因反对虐待和侮辱爆发第二次工潮。施洋、林育南等人直接担任了此次工潮的领导工作。9月9日，粤汉铁路全线停驶，工厂停工。9月10日，罢工工人遭到军警镇压，发生伤亡和被捕的惨剧。次日，株萍铁路、安源路矿发生罢工，京汉铁路亦有数站工人要求当局作出答复。19日，武汉工团联合会发出最后通牒。北京政府恐怕事态扩大，命令地方妥善解决，铁路工人的要求得到满足，被捕工人获得释放，死伤工人亦得安置。这次罢工是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章，不久，代表全路工人的“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施洋出任总工会法律顾问，他也愈加遭到当局的猜忌。
京汉工人罢工，军阀酿成惨案
受历次工人运动胜利的鼓舞，工会组织在1920年代蓬勃发展。以铁路为例，至1922年京汉、粤汉、株萍等九路就已有工会成员四万余人，其中京汉铁路各站建有“工人俱乐部”16个。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全路代表在长辛店开会，决定成立总工会。同年8月10日，复召全路代表于郑州开会，拟将总工会设在全路中心之郑州。
1923年1日5日，总公会委员长会议决议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并向工团各界广发邀请。然而，1月25日京汉铁路当局致电吴佩孚，请求禁止该会。吴佩孚遂派员到公会传达禁令。后工人代表前往洛阳交涉，至31日仍未使吴收回成命。
面对禁令，施洋发表演说，号召工人反抗。1月30日，施洋、林育南等武汉工团代表乘车北上，赶赴大会。其他各地如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粤汉、陇海各路代表，京汉铁路各分会代表，以及新闻记者和男女学生数百人亦云集郑州。赴洛阳谈判的工人代表回郑后，立即组织全路代表会议，转达吴佩孚严禁开会之意。会场诸位备感气愤，决议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2月1日晨，郑州进入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各界代表则从五洲大旅馆集结出发，“以军乐为前导，所送礼物如牌匾对联等次之，各代表手执各团体名义的红旗，顺序而行”，向郑州普乐园剧场进发。就当代表快到会场之时，遭到军队包围和举枪威胁。代表派人与军警交涉达两小时，并无丝毫进展。群情激奋之下，代表们冲破防线，进入会场。在军警的包围之下，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会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
当日下午散会之后，代表们返回旅馆，均遭军警监守，甚至连总工会在酒店所订的酒饭亦被禁止出售。在此危难之中，各代表决议从速离开，当晚，施洋等乘车返汉。各地工团致信京汉铁路总工会，表示：“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总工会必能为争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京汉总工会亦决议于2月4日宣布全路同盟总罢工，并将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办公。
2月4日午时，罢工开始。当晚，施洋等人召集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商议支持京汉罢工计划。2月6日，万名工人集会于汉口江岸，声援京汉。2月7日，萧耀南部参谋长张厚生派员与总工会方面约定当日下午五点半于江岸工会会所面谈。
然而，一场腥风血雨即将袭来。时人记载：“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半途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除武汉外，长辛店、郑州亦有工人蒙难，三处中以汉口江岸死难者最众。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后，拒不下令复工，在众工友面前惨遭斩首。此即血染国史的“二七惨案”。
施洋慷慨就义，遗志永不磨灭
2月7日傍晚，施洋忙完公务回到家中。正待用餐，几名军警进来递上一个帖子，说是萧耀南生日，请其赴宴。施妻郭秀兰窥见门口密探四布，情知不妙，便劝施洋逃走。施洋执意不肯，大吼：“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便放下碗筷，前去赴宴。
萧耀南奸计得逞，将施洋解送武昌军务处陆军监狱关押。2月8日，陆军审判处对施洋展开审讯。根据包惠僧的记载，施洋在法庭上提出抗议：第一，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洋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汉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么你们就是藐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应该负什么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不着脚镣手铐，尤其是这样天字第一号的重脚镣手铐，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都废除了，你们最好采用文明国家的作风，废除这种落后的刑具，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墙高数丈，重门叠户的监牢里，你们也够威风了，我也够受折磨的了，再加上这样的刑具，你们从天理国法人情各方面考虑一下是否确当？
施洋在狱中被关7日，写下《狱中七日记》。2月15日，农历除夕，施洋未经审判，被绑缚洪山脚下，遭两枪而亡，享年34岁。据说行刑前执法官问其有无遗嘱，施洋怒道：“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中枪后，他至死犹呼“劳工万岁”。施洋遇害当晚，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公会工人将其尸首收殓至武昌城外的江神庙。后来郭秀兰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方将其葬于洪山北麓，题碑“施洋先生之墓”。
为躲避迫害，郭秀兰携带幼女，怀着身孕来到上海。2月28日，她致函律师公会，控诉：“亡夫是否有应得之罪，亦应由法律审讯处办。擅假军律，草营民命。一人受害，固不足惜，窃恐此后恶例一开，为律师者，自身且不能保，安望其能保障民权？抑强扶弱，正义之本，威权或可欺乡愚，而绝不容施之于律师。”
施洋之死也激励着后人。在他逝世两周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文章，将施洋与德国律师卡尔·李卜克内西（无产阶级革命家、德共创始人之一）做比，称其为“被压迫阶级的朋友，劳动界的领袖指导者”，盛赞“他的热血灌溉了‘将来革命’之奇花的种子，他的名字写在世界劳动运动史上，永永远远不会消灭！”1957年，董必武为其题诗感怀，此诗如今仍刻于施洋烈士雕像基座之上。
作者：程骞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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