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5日，希腊民众通过全民公投否决了国际债权人的新一轮救助提议。这意味着，希腊理直气壮地“赖账”了。此次希腊公投说“No”，也让欧元区大跌眼镜。

　　事实上，公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公民大会（ecclasia）。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就有关于雅典公民大会的描述。那么，希腊人发明的公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公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发生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风波，使“公投”这个词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而在被称为“公投之国”的瑞士，仅2014年就举行了两项重要的全民公投：一是2月9日，瑞士公民以50.3%的赞成票通过了“限制欧盟移民数量”的公投；二是5月18日，就是否设立每小时22瑞郎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公投。

　　在瑞士人看来，不仅是国家大事，生活中的大小事务，都可以通过公投来表决。他们公投反对在全国公众场所禁烟，反对带薪假期从每年4周增加到每年6周，甚至反对强制为动物设置公费律师（事实上，瑞士立法规定，受虐待动物可以拥有辩护律师，瑞士人反对的，是“强制”的做法而已）……说公投已经成为瑞士人的生活方式，并不为过。

　　“公投的最大意义，不在于真的要决定什么，而是让人们对生活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一位瑞士公民这样说道。

　　公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公民大会和古罗马的民众大会。

　　“公投”或曰“公决”，全称是全民投票、全民表决或公民投票，指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内，享有投票权的社会全体成员对本国或本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以投票的方式进行直接表决。公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公民大会和古罗马的人民大会，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复兴，二战后得到蓬勃发展。

　　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可以看到关于雅典公民大会（ecclasia）的描述。《阿卡奈人》的剧情发生在公元前425年，主人公狄开俄波利斯初次登场，就是大清早来到公民大会现场，等候开会。“我呢，总是第一个到场，我到了会场坐下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唉声叹气、打哈欠、伸懒腰、放屁，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地上乱画，拔身上的毛，算自己的账目。”在《公民大会妇女》中，妇女们偷走丈夫的大氂，晒黑皮肤，黏上假胡须，扮成男人的样子去参加公民大会，最终让城邦的所有权利归于妇女。

　　后者当然是出自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公民大会只有年满20岁的男性雅典公民才有权参加，妇女、外邦人、奴隶以及一些被认为品行不端的人都不具备与会的资格。公民不得无故缺席公民大会，相应的，公民大会付钱给所有参加者。这就是狄开俄波利斯即使闷得要死也要参加公民大会的原因所在。

　　原则上，与会的公民都有发言权。想发言的人戴上香桃木叶片做成的花环，走上讲坛陈述自己的观点。不过抢不抢得到发言的机会、有没有人听就很难说了，《阿卡奈人》中，鉴于公民大会不让主和的人发言，狄开俄波利斯就给了主和的阿菲忒俄斯8块钱，让他代表自己一家去和斯巴达人议和。

　　正如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所指出的：“我们很难相信由一年召开40次、每次仅有几个小时的超过6000人的公民大会来指定一般政策是有效率的。温和的理性怀疑论就能表明这种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提议权的公民大会将很快就会蜕变为暴动。”

　　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

　　学者廉思在论文《全民公决的词源与语义考》中，梳理了“全民公决”相关的三个英文单词——referendum（复决）、plebiscite（公决）和initiative（人民自决）的源流。其中的plebiscite来源于拉丁文plebis scitum（意为平民议决），雅典公民大会和罗马人民大会就是执行这个职能的组织。

　　廉思指出，该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在平民与贵族不断争执冲突的过程中，“平民议会”（comitia tribura，也称“公民大会”或“人民大会”）取代了原先的贵族会议及百人级会议（comitia conturiate），成为议论政事的参政机构。

　　古罗马帝国灭亡后，公决制度日渐没落，仅在斯堪迪纳维亚和瑞士等地还有留存（可能是人少的缘故）。1420年日内瓦住民大会通过公决，废止了由萨佛依公爵发起的将日内瓦市与日内瓦邦合并的计划。这次公决被认为是历史上首次国际性的全民公决，瑞士能成为“公投之国”，果然是有渊源的。

　　据统计，自1848年建立联邦政体以来，瑞士已经举办过570多次全国性公投，其次数超过其他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而州级公投对瑞士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所要求裁决的问题，在别国人看来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同不同意一些商店的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时？同不同意超市在星期天开门营业？同不同意某个医院改成私营？

　　也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立公投，是1791年法国阿维尼翁人就本城是否并入法国（阿维尼翁一度是罗马教廷所在地，此前一直是教皇领地）发起全市公投。有15.3万名市民参加了投票，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的控制，并入法国——这正是“主权在民”思想熏陶的结果，民众觉醒了。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以阿维尼翁公投为蓝本，倡导“民族自治”原则，由民众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现代民主国家，以公投为表现形式的直接民主制度只是辅助手段，实际政治运作，还得靠代议制度。

　　不少论者认为，总体上公投弊大于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投容易被政治家加以操弄，而“全民投票”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全民发疯”。在现代民主国家，以公投为表现形式的直接民主制度只是辅助手段，实际政治运作，还得靠代议制度。比如，在瑞典，公投属于咨询性质，不具备实际的约束力。1955年，瑞典公投决定是否改变驾驶方向，尽管82.9%的投票者投了否定票，但瑞典议会仍然通过了改左向驾驶为右向驾驶的法例。

　　即使是在公投最频繁的瑞士，在法令、政策的制定上，付诸全民公投的也只是极少数。数据表明，从1874年至2006年制定的2113件瑞士联邦法案中，付诸全民公决的共156件，只占7%。和什么事都搞个公投的瑞士人（他们宁愿公投给所有合法居民发生活费，却不愿意直接选出政府首脑）相比，荷兰人可能是最不喜欢公投的了。2003年，荷兰对欧盟宪法进行公投，而这是200多年来该国举行的首次全国性公投。可能是荷兰人比较务实，不玩这些浪费社会资源的玩意儿？

　　但在地方政府层面，公投可能是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上世纪50年代，旧金山市政府打算淘汰有轨缆车，理由是：太旧、太过时，走得也太慢，又不安全。有轨缆车是旧金山的特色，1873年由一位英国工程师因应旧金山高低起伏的地势发明。对很多人来说，缆车的叮叮声就是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如果旧金山没有了缆车，会变得跟其他城市没有什么两样。

　　有人提出：为什么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人民，就是这座城市，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决定？旧金山人成立了拯救缆车市民委员会，并发起全市公投：这个城市要不要保留缆车？投票结果，市民们赢了，他们留住了他们的缆车。1956年，缆车被正式列为城市地标，谁也不能随便取缔它们了。至今，旧金山仍有三条缆车线路在运营。

　　美国绘本作家维吉尼亚·李·伯顿根据这段史实，创作了绘本《缆车梅波儿》，让世人知道，旧金山人是怎样保护自己的城市记忆的。

作者：谭山山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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