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文摘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这些法律人的名字不应该忘记

发布日期:2015-09-06 阅读:


 

  今天,我们以大阅兵的方式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在这些为抗战做出贡献的英雄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尊崇的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另一个年代,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人生的价值,留下另一段传奇。

  周鲠生

  周鲠生(1889-1971)是国际法学家、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等。

  1932年7月,周鲠生多次前往蒋介石官邸讲解国际法和中国外交。7月20日,他为蒋介石分析国际形势;22日,谈领事裁判权与租界问题;26日,为蒋介石讲解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议和方针以及威尔逊的和平计划等。1936年,周鲠生升任武汉大学教务长,他一面继续培养中国的外交人才,一面逐步成为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外交咨询顾问。

  在抗战中,周鲠生不仅运用国际法学到处演讲鼓励抗战,而且身体力行地组织民众抗战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1933年8月,他被选为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委员,武大发出的抗战电文多出自他手。

  倪征燠

  倪征燠(1906-2003),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建设者,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

  他先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专业,又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回国后在大学教授法律课程,兼做律师。1945—1946年他再赴美英进行司法考察。

  倪征燠回国时,正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肥原、板垣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而处于危急关头。深谙英美法律的倪征燠临危受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虽然采证艰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无脸再见父老乡亲!”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7年,王宠惠出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从此在外交、法律两大领域发挥其技术官僚特长,主持多种法典编纂工作,参与起草前后两部“约法”“宪法”,出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宠惠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1941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作为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主要随员,据理力争,将“满洲蒙古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写入《开罗宣言》。1945年4月,王宠惠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出席了旧金山制宪会议,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

  韩德培

  韩德培(1911—2009),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央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韩德培积极与南京各界人士密切联系,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常和孙晓村、王昆仑、曹孟君、陈勇进等同志秘密开会,交流各方面情况,并积极推动组织南京各界救国会,以扩大抗日救亡的力量和声势。另一方面,他还常和进步学生薛宝鼎、后文翰等联络,以加强学生中的抗日救亡组织。他曾和南京各界的民主人士一起,在清凉山接待从上海来的著名的民主人士史良、沙千里、陈传纲等,并和他们一道拜访冯玉祥将军和他的夫人李德全同志,受到冯玉祥将军的热情接待。他们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冯将军及夫人的赞赏。后来,日军大举轰炸南京,韩德培随中大迁往重庆,除继续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外,仍和中大的进步学生保持联系,进行秘密的民主活动。

  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建国后先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14年董必武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到南京,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继续谈判。旋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积极参与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重建中共湖北省委,筹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7年冬至1938年夏,在湖北地区领导创办七里坪、汤池等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培养了大批干部。在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武汉失陷前夕,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副书记兼统战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并作为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在参政会上宣传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为坚决斗争。

  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曾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建国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九一八”事变发生,沈钧儒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二八”战事爆发,他更是全力以赴的支援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1935年12月他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次年1月,扩大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任主席,5月31日联合全国各界抗日力量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负责组织工作。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狱。

  向哲浚

  向哲浚(1892-1987),著名法学家,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民国时期先后出任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最高法院检察署首席检察官和最高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苏州地方法院院长,上海第一特区地方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1946年,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璈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察官。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向哲浚带去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的证据。为此,他带领工作人员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寻找人证和物证,还前往查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存,从字里行间发掘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想像。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起草起诉书。在确定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时,发生了争执。经向哲浚据理力争,终将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事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

  梅汝璈

  梅汝璈(1904—1973),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先后在武汉大学、山西大学、中正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当法学教授,并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之职,对于各项法规的制定与推行,多有胜人一筹的贡献。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

  1946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他力争法官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时,梅汝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他的据理力争和搜集的大量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以6比5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等7名首犯送上绞刑架。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书写判决书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王屏南

  王屏南(1893-1950)是民国时期律师,曾以半工半读方式就读于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四马路开设律师事务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屏南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编印《御侮》周刊。10月,上海各民众团体成立“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公推屏南和陆祺生主持军事训练,参加训练的有4000多人。次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成立,屏南任大队长。3月,他率部在宝山沉重打击妄图登陆的日军,立下战功,受到十九路军军部的嘉奖和上海人民的赞扬。4月,上海市同义勇军改编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第二大队,他任中校大队长。5月,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随营学生义勇军解散。他多方筹款妥善安置战士返家。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屏南律师“一·二八淞沪抗日爱国志士”的称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沦陷,王屏南回老家莆田进行抗日活动,任莆田抗敌后援会会长,兼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监察员、县参议员。在此期间,他将家属的金银首饰及军用物品贡献给政府,下乡宣传抗日,募款赈恤灾民,在山区组织敌后生产自救等。

  李次山

  李次山(1887-1936),民国时期上海滩律师界领袖,著名的民主斗士。

  1911年李次山毕业于安徽官立法政学堂,1917年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他曾经参加辛亥革命,后结识陈独秀,成为挚友,是《新青年》的撰稿人,曾参与多次营救狱中的陈独秀。“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上海律师公会会长身份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十九路军与日军交战次日,他便到处奔波,动员市民支援军队抗战。几天之内,李次山以安徽中学师生为主,武装组织一个营的义勇军,并自任营长,开上前线协同十九路军作战,这一营抗日志士在战斗中牺牲不少。在这之后,律师公会联络上海各界组织成立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李次山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运动的领袖。1936年,他在上海病逝。在弥留之际,他还低吟“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沈钧儒在《忘不了两个朋友》《七君子事件》两篇文章中,都极为推崇李次山,说“他一二八时期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会,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种飞跃猛进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饮食的程序,我是简直追随不上”。

作者:连哲 邹一娇 来源:天同诉讼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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