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新闻引爆了微博、朋友圈和各大门户网站。根据媒体报道，案情主要事实是：“在温州上班的田某出门散步回来，发现自己的老婆被张某性侵，情急之下，爬窗进入员工宿舍，拿起菜刀砍死张某，事后自首，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一审判处田某无期徒刑。”一时，坊间热议，自己的老婆被人强奸，砍死对方怎么能判处无期徒刑？这种判罚难道以后自己老婆被人强奸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是法律错了吗？还是法官错了？还是......
笔者一直认为，法官的判决不是必须要与公众的预期一致，但是，如果一个案件的判决与公众的感情所预想的相差悬殊，那，中间肯定是有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本案之所以这么让大家“愤愤不平”，想必事件背后必有蹊跷。尤其是笔者发现该案早在去年已经判决的情况下（案号2014浙温刑初字第111号，判决书已附在文后），如今为何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实在让人好奇。
一、事实，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每一起引起公众争议的案件，其实背后都是情理与法理的激烈冲突。总有一些原因会唤起公众内心的正义感，对判决明显违背情理的案件，“说三道四”。然而，很遗憾的是，我们公众在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经常过分注重逻辑推理中的情感适用，而忽视了前提事实的认定。
其实，案件发生之后，除了当事人之外，可能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法院裁判案件，需要双方举证，证明案件发生的过程。这里存在所谓的“案件事实”与“法律事实”之分，所谓“法律事实”，是在法律上被证明了的案件事实。法官裁判案件是根据“法律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举证能力的限制，经常会出现“法律事实”与“案件事实”不相符的情况。很多人会问，既然“法律事实”可能与“案件事实”不符，那为什么裁判案件是根据法律事实，而不是案件事实呢？这岂不是违背了公平正义吗？要说明的是，只有被法律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即法律事实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只有能够证明的事实，才具有可信度，才能更加接近公平正义。而案件事实如果不能被证明，谁又知道真实的情况呢？
为了防止国家滥用《刑法》，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就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的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在此案中，被告人自首，交代了自己的杀人事实，但是当时张某是否真的在强奸田某的老婆（有人就据理进行合理怀疑，此处存在通奸的可能，而非田某所说的强奸行为）？田某进入房间之后张某又是否停止了性侵行为？这些我们谁都不知道，包括媒体、法官，而这些都需要法官根据法庭上呈现的证据去认定和裁量。如果所谓的“案件事实”并没有被举证，或者举证并没有被法官认可成立，那么法官判决就不会根据这样的“案件事实”。
我们公众经常都是怀着朴实的感情，希望维护公平正义。所以，当媒体抛出这种惹人注目的话题时，我们都急于“伸张正义”。但是，在面对这些案件时，我们是否想过，法官判决的理由是什么，被认定为法律事实的证据又有哪些？其实，很多时候媒体有意或无意出于吸引读者的目的，所报道的事实与案件事实可能存在出入，添加了太多主观性的事实，而案件事实与被法院采纳的法律事实之间又并非一定完全相同。就本案来说，有多少人是看过案件的判决书再去评论的？因此，如果可能，我倒更希望大家了解案件的基本事实和法院的判决书之后，再去判断法官的判决。
二、法律没有错，法官“可能”也没错
对于犯罪行为，为了保证对犯罪行为人处以与其罪行相当的刑罚，不会过轻或者过重，通常是由法院来裁决。法院可以说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但是，对于法益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公民有权利行使私力救济阻止犯罪的发生。如《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了“正当防卫”。也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立法旨趣在于，公力救济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有效保护法益，因此，出于功利性的需求，法律“允许”行为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私力救济保护法益免受侵害。由于私力救济可能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情况（不能认为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就没有人权了，他只是需要根据自己所犯的罪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法律作出了限制，即正当防卫的行使必须同时满足时间、限度等五个条件。特别是对实施正当防卫的前提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如果侵害还没有开始，或者已经完成，那么，这种所谓的“防卫行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就本案来说，主要争议点在于2点：
1.行为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刑法》第二十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认定行为人属于防卫过当至少可以在3-10年档量刑。
笔者注意到，判决书中存在一处证据认定，朱某的证言还证实隐约听见张某乙说：“你饶了我吧”。通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法官认定张某此时已经停止了犯罪行为，此时，法官认定张某是“事后防卫”而不是“防卫过当”。所谓的“事后防卫”，是在侵害法益的行为实施完毕之后，对其实施暴力行为，虽然名称是叫“事后防卫”，但是不能作为防卫看待，而是应当认定为犯罪行为，只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前置的犯罪原因。而无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都必须满足“行为人正在实施法益侵害的行为”这一要件（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与正当防卫基本相同，只是在限度上超出了应有的限制）。我国法律所设定的价值观在于：“如果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此时应该寻求公力救济，而非私力救济。”因此，既然法官认定行为人已经停止实施法益侵害的行为，那么，此处田某的杀人行为不能作为防卫过当看待。法律禁止这样的事后行为。
2.行为人是否具有无限防卫权？
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3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因此，行为人可以杀人，不是坐看自己的妻子被人欺辱。一方面，无限防卫权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其实施也需要满足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也即侵害法益的行为正在实施。上文已经提到，法官是认定，行为人已停止法益侵害行为，无限防卫权无实施的时间条件。另一方面，《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不是对于任何强奸、绑架行为都具有实施条件，只有当行为人实施的法益侵害行为严重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时，才具有。也就是说，无限防卫权的前提不止要看对方有无实施强奸行为，还要看这种强奸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而此处是否达到紧迫危及人身安全的地步，就更加让人怀疑。
综上，法院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同时，认定其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处田某无期徒刑。由于故意杀人罪的第一档量刑是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故判处其无期徒刑倒也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内。至于法官为什么没有考虑有期徒刑，可能这里法官更加倾向于强调公民对于规则、秩序遵守的价值观。法官可能认为此时田某完全可以寻求公力救济，法律禁止事后的私力救济，田某的行为对法规则的违反比较严重，从价值观指引的角度考量，判处无期徒刑“可能”更加适合。
三、我懂你，但法律必须被信仰
我们朴素的正义感，源自于我们的感同身受。但无论如何，法律必须被信仰。
上文笔者的浓墨重笔，无非是想证明，就判决书所显示的内容，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笔者也想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成是我，也可能控制不住自己，与田某实施相同的行为。这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男性对于自己配偶的贞操非常看重，有时候甚至视为等同于生命。在这种激烈的冲动之下，作出任何非理智的行为都能够被理解。因此，笔者对田某的行为很能体会。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法律就是法律，它的设定本身就是代表一种价值观。它寻求的是一种利益冲突的平衡，行为人已经停止了犯罪行为，法律要求我们寻求公力救济而非私力报复，这种价值观我认为是合理的，也需要得到我们公众的支持。“法律需要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那么它就形同虚设”。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社会讲究罪刑法定（如果有人反驳说我们国家不是法治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我觉得就没有再探讨的必要了，因为罪刑法定本身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不受国家肆意刑罚，《刑法》中已经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如果您都不认可，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犯了什么罪，就应该定什么样的罪，处什么样的刑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被判有罪。所以，我们需要形成这样的一种法律观：“在已经遭受别人侵害的时候，尽量寻求公力救济。”对待该案的判决，很多人认为判重了，也是出于感同身受的缘故，冲动之下，任何人可能做任何冲动的事。所以我们常说“冲动是魔鬼”。我们理解田某的行为，但是绝对不能认同这样违反法律的行为。
来源：智合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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