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余年来，南方周末几代法治记者接力，持续不断关注聂树斌案。2013年王书金案重新开庭审理时，记者刘长曾报道了聂案中的卷宗秘密。随着卷宗的一步步公开，聂案更多的疑问抛了出来。

刘长刚刚离职，仍心系聂案。这是他刚才发过来的文章，在此分享给各位热心读者。

聂树斌案，已是我们几代中国媒体人的心结。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否则于心不安，诸位以为如何？

杨金柱律师凌晨时分在网上公布了聂树斌案预审卷的136页卷宗，作为一个关注本案长达6年的记者，我第一时间在网上下载打印了聂案卷宗，并利用坐高铁的空隙，仔细阅读了它。

因为王书金案的开庭，136页中的26页，官方已经在2年前于邯郸中院的法庭上予以了公布，当时我曾写了《聂案卷宗里藏了多少秘密》一文，刊于《南方周末》。

此次新增的核心内容，是聂树斌的9次口供和1次所谓的“检查”。这是所有关心聂案的诸君最应该予以重视的，也是本次公布的核心干货。

遗憾的是，这9次口供和1次检查，共10份材料，杨金柱律师公布的照片有一半十分模糊，导致整个阅读支离破碎。即便我认真阅读，也没法提出负责任的意见，建议杨律师把口供直接整理成文字上传。

1、诱供的嫌疑

读完，一个强烈的印象是，诱供的痕迹十分明显，例如，1994年10月31日聂树斌的口供（预审卷42页）显示，警方问：“你在郊区分局交代的情况属实吗？”聂树斌说：“……作案时间、跟偷花衣服的地点，还有被害的女的出血的情况，没说清楚……”刑事案件中很多细节是极可能记忆模糊的，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最佳选择是不供述，次优选项是在反复讯问之下被迫供述，但是像聂树斌这样主动提及细节、要求补充供述的情况不仅罕见，而且不符合常识。

另一处比较明显的是预审卷51页，警方要求聂树斌交代作案完成之后现场的情况：“你走时女的是什么姿势？”聂树斌答：“头东脚西，两只胳膊向头上东侧伸开，两只脚向西伸开。”问：“左脚的鞋在脚上吗？”答：“左脚的西侧30公分的样子。”……读到这里，知道的人知道是口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聂树斌对着现场勘验图在说话，太不可思议了。

这段让我想起关于北京人方向感的一个段子：北京的道路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所以北京人方向感极强，晚上老两口在炕上时，老太太会跟老头说：你往南边挪一点。

我只能说，假如没有诱供，没有别的信息干扰，聂树斌的方向感能这么强，他确实不是普通人。可是种种迹象显示，聂树斌真的只是一个时年20岁、有些口吃和内向的普通青年。

2、“大数据分析”的可行性

一年前，在采访“中国版洗冤工程”时，中国政法大学吴宏耀教授告诉我，他和学生正在做一项中国刑事诉讼研究——无罪者的有罪供述。

他们在系统地搜集已经被证明是冤假错案的案件卷宗，整理蒙冤者当时的口供，然后系统研究这些无辜被定罪者所做的有罪供述，分析它们具有一些怎样的共同特征。

目前，不知道吴宏耀教授的“无罪者的有罪供述研究”进行到了哪一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无罪者有罪供述”的模型，再将聂树斌本人的供述导入这一系统，看看重合度有多少，我相信，这种数据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聂树斌案未能被证明是冤案之前，我们能够做的是将这10份来自聂树斌本人的供述统统输入电脑，变成文字，然后比照聂树斌留下的其他文本（日记、书信等等，如果还有的话），通过词频、用语习惯等等，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论证一下这些供述的真实性究竟几何——这个我相信也是可以量化的。

口供再完美也不是不够的。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刑诉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案卷显示，警方曾提取了被害人身上的血迹、衣物进行检测，但是石家庄市公安局的检测报告证明，被害人的衣物上均未检测出精斑，连衣裙上的血迹太少，也无法查出是否人血及血型。换而言之，即便口供再完整，也不可否认：聂树斌案缺乏一起死刑案件所必需的物证予以佐证。

目前，对于聂案，学界的基本态度是：“双疑双否”，既然证明王书金和聂树斌两人实施本案的证据都不足，那么都应该“疑罪从无”。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追求实质正义的国度，仅仅这样，似乎还不足以说明领导、说服民众，所以，毛立新律师提出开棺验尸，未尝不可，而我认为，还可以对聂树斌的口供进行“大数据分析”。

这是我初次读完聂树斌案预审卷宗的看法。

3、本案的几个疑点

关于聂树斌案，还有以下几点供诸君思考：

其一，作案时间，这是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被害人康某5点下班，在单位澡堂洗澡后下班失踪，有其他旁证佐证，这个时间应该不会错，但是王书金的供述一直是午后2、3点，而聂树斌的供述稳定（尽管不排除诱导之嫌），下午5点半到6点。这里，很多人认为是王书金记忆的误差。

其二，目前案卷中聂树斌反复供述了花衬衣的问题，相信这是1994年当时警方破案选择的突破口之一，所以反复想把这一点做实。不过，案卷显示，警方找到了聂树斌供述的所谓被偷花衬衣的失主，失主却没有办法明确予以证实。但是案卷中，聂树斌还是不厌其烦地一直供述这件衬衣。我想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在设想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在王书金作案之后，聂树斌有类似误入青纱帐、误闯入作案现场的可能？

其三，一串钥匙，这是一直以来解读聂树斌案的关键。现在，136页卷宗翻完，的确没有看到聂树斌本人关于这串钥匙的哪怕一句供述，而现场勘验和起诉意见书都清晰提到了这一物证，王书金的供述也明显指向了这一隐蔽性极强的物证，所以王的供述为真的可能性更大。（至于有人怀疑王书金这一供述也可能是诱供的结果，我认为这不符合常识，陷害一个已经背了4条人命的王书金有糖吃吗？）

其四，执行死刑的时间，目前照片已经公开，已有摄影界的专业人士指出，照片现场更符合雪地的特征，那么，这事儿应该搞清楚了。翻一翻同时执行死刑的苏某的案卷，不就知道到底是哪天了吗？

4、公民行动的意义

整个作案的过程，聂树斌说得很详细，说了好几次，刑事侦查的技术性分析，这个不是我专业所长。昨晚在朋友圈广为流传的北京厨子的一篇文章，算是为技术流分析开了个头。他提出，作案之时，究竟将受害人拖入路东还是路西更符合常识——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相信接下来还有更多类似技术分析贴出现。

从2009年我成为一名法治记者以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冤假错案，也报道过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冤案的平反。2014的春天，我在尚权律师事务所参加了“蒙冤者援助计划”启动仪式，很欣喜地看见学界、法律实务界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冤案的平反工作中来。我采访了当时几个民间自发的洗冤行动，写了《中国式洗冤工程》一文。

最近两年里，通过一系列冤案的平反，我看到冤案平反运动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已逐渐从东交民巷27号的大院转移到了民间精英法律人、媒体人手中，而今天，通过聂树斌案，这场国家的进步运动将汇入更多普通公民的参与。

我为亲历这一时代而感到激动，也渴望真相与正义早一日到来。聂树斌案，已是我们几代中国媒体人的心结。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否则于心不安，诸位以为如何？

作者：刘长　来源：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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