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生前照片
梅汝璈24岁便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山西大学、复旦大学等担任法学教授，并且长期担任着国民党立法会委员的职位。
十七载的教书育人生涯中，梅汝璈一直以忧国忧民的心境，号召学生为中华之崛起而发愤图强。
他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同样，他一生以身践行着法律的严谨和公平正义。
1946年3月，刚参与审判工作的梅汝璈与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顾毓琇在东京相遇。顾毓琇将一柄宝剑赠给梅汝璈。梅汝璈推辞道：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毓琇却说：你代表全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
梅汝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想将亲近的英美两国的法官坐在身旁，便将梅汝璈的座次安排为美英之后，排列第三。
梅汝璈认为应当以日本受降书签字顺序安排法官座次，而中国理应排在英国之前。庭长韦伯以“这是法庭，不是受降仪式”为由拒绝了梅汝璈的请求。梅汝璈随即抗议，并且愤怒地脱下法袍，拒绝参加。最终韦伯同意将梅汝璈的座次安排在英国法官之前。
其后在审判席后的国旗摆放位置，梅汝璈再次说了不。
审判席后插着参战国的国旗，但是他们将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而将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梅汝璈提出中国国旗应当插在第一位，他据理力争“今天是审判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残酷罪行的日子，也是祭奠中国几千万亡灵的日子，按照中国习俗，祭奠得按照尊卑长幼排列。”最终，韦伯也同意了这一请求。
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左）宣读判决书，中为中国法官梅汝璈。（图片来源-光明网）
“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在量刑的过程当中，一些法官所属的国家并未受到日军的过多侵略，因而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印度法官甚至提出应将这些人释放。而梅汝璈历时两年，废寝忘食地收集着日军暴行的证据，并以此为依据坚决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东条英机等侵华主犯判决死刑。梅汝璈说：那段日子，我们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最后，法庭上13位法官的表决结果为6票对5票，以一票的微弱优势确认将日本7名杀人狂魔送上了绞刑架。
而在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一些法官认为应当统一书写判决书，梅汝璈却坚决反对。因为日军侵华的暴行，只有中国人自己真正明白是一种怎样的痛苦，是一场怎样的灾难，这一部分的判决书应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也正由于此，这份90万字控诉日本法西斯的判决书中，4亿中国人民借梅汝璈之手留下了10多万字。
对国民党心灰意冷的梅汝璈在1949年从日本离开后便来到北京，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位，为新中国的外交和法治的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梅汝璈遭受了严厉的批判。“据说，在一次公开会议上，父亲发言称要防止再出刘青山、张子善这种贪官，光靠个人自觉不行，还得靠制度。这句话被看成是父亲‘旧法观念’未除的标志。”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回忆道。
但是，哪怕自己身在困境，梅汝璈亦从未忘却自己的法治理想，从未停止为国担忧。
20世纪6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兴起，日本右翼分子为东京大审判中被处死的战犯歌功颂德，并将它们称为“民族英雄”，梅汝璈有鉴于此，毅然提笔，写下《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借以警示世界。
但在文革期间，此类渲染抗日战争，讲述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文字，都会被视为“长敌人志气、灭人民威风”。由此，这篇文章竟成为了造反派攻击梅汝璈的武器，他也被扣上了“宣扬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的帽子，甚至还有人将梅汝璈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认定为是“称赞炫耀日军的勇猛善战”。
于是，当造反派在他的家中搜出了梅汝璈曾在东京大审判中穿着的法袍，并诬陷是“希望国民党回来变天”时，梅汝璈只能报以苦笑，“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只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
还好，法袍还是有幸保留了下来，由梅小璈遵循其父遗愿，并将这件法袍与东京审判判决书的中文原稿一起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才给后人留下了当年的一份记忆。
1973年，梅汝璈先生与世长辞。梅汝璈去世后，其妻子曾如此教诲子女：“不要老去宣传你们的父亲。真正抗日的，是4万万同胞，你父亲只是完成了政府交代的任务，他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
来源：爱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