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

2014年是谢觉哉老人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这个日子，徽章与荣誉公号（badge-honor)为大家整理了谢老在最高法院院长任上的一些往事。整理过程中，参考了马连儒著《谢觉哉评传》和《人民画报》2014年11期《新中国司法制度重要奠基人谢觉哉》特刊。特此致谢！

延安五老（中国画）

谢觉哉佩带的八路军臂章

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证章

1959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谢觉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们都想不到的是，谢觉哉上任后的首项措施，竟然是报请中央批准，取消最高法院判决或核准的死刑案件实行电报报案的做法，恢复过去的“报送案卷”。

对作出这一决定，谢觉哉有一段话，至今仍振聋发聩：“不看案卷，还要最高人民法院干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批案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需要十分慎重。这件事比不得写文章，文件章写错了，没关系，可以修改。死刑案子批错了，就没有修改的可能。人就一个脑袋，杀错了，人头落地了再也不能长出来。杀一个人容易，要做到不错杀一个人却很难。”

谢觉哉观看越剧《胭脂》后给浙江省高院的题词：“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胭脂》一剧胜神铖，启智纠偏观者喜。”

谢觉哉上任后，纠正了一批1958年以来发生的冤错案。他还在1961年专门给刘少奇写报告，论述造成冤错案的原因，提到：“头脑发热不得，一发热就容易出错案”，“审判制度和法律程序，这几年也是破得多、立得少。法院干部又普遍存在害怕右倾，不敢提意见，不深入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甚至浮夸、虚报、追求高指示，只讲办案数量，忽视办案质量。”“所谓提高办案质量，应是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这些观点，目下仍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谢觉哉还提出：“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要抓案子。不抓案子就不可能对审判工作有发言权。”而作为最高法院院长的他，也曾亲身办理、复查过若干案件。我们选取其中的四起：

1961年，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在董必武家作客

一、1959年夏，审查“江西保安队迫击炮连连长反革命案”。

江西省法院从敌伪档案中查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建国前曾任国民党江西保安队迫击炮连连长，由此断定该学生是反革命，遂逮捕归案。这个学生和亲属不服，一直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学生的母亲到北京找谢觉哉申冤，说：“我儿子要是反革命分子，政府不办，我也要办。但我儿子不是反革命，请政府给我儿子平反。”

谢觉哉调阅案卷后发现，这个由地方保送到人大读书的学生，是湖南一位有名的烈士之子，解放时只有二十岁，国民党不太可能让这么年轻的人担任连长职务。谢觉哉责令江西省法院复查这一案子。经过认真查阅原始档案才发现，原来那个炮兵连长与这个学生只是重名而己，年龄、籍贯完全对不上号，并且那个炮兵连长已被我政府镇压。

查明真相后，谢觉哉对江西省法院简单、主观办案，不深入调查的做法给予了严肃批评。

二、1961年，审核“云南地主婆投毒毒害社员案”。

该案被告与社员一起到山上采蘑菇，将采到的蘑菇交生产队食堂。结果有人食用后中毒。因为当时被告没有吃，有人怀疑她有意毒害社员，将其扭送法院。法院未作具体调查，就主观认定这是阶级报复行为，判处其死刑。该案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谢觉哉审查案卷，提出了三个疑点：一是大家都去采蘑菇，谁能证明有毒的蘑菇一定是被告采的？二是毒蘑菇有毒草性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同样食用后，有人中毒，有人则无反应？三是被告是有意谋害，还有无意导致？她是否可以辨识有毒蘑菇？为什么她自己没有吃？如果她一起吃，并选些无毒的吃，不是更可以掩盖自己故意毒害社员的罪行吗？

案卷转到云南后，云南省法院经过认真复查，发现：被告根本分不清哪种蘑菇有毒，也找不出毒蘑菇一定是她采的证据。她自己没有吃，是因为在食堂开饭前已吃过自家采的蘑菇。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法院宣布无罪释放。

谢觉哉结合这个案例，郑重地指出，判决要根据事实，决不能因为被告是地主婆就草率从事，毫无根据地从重处理。他要求各级法院以此为鉴，层层把关，减少冤错案的发生。

三、1961年，复查“张志远强奸幼女案”。

1961年3月，谢觉哉在甘肃复查一起旧案时发现，该案被告张志远1953年在天祝为藏族同胞医疗时，利用施行“驱梅”注射之机，强奸了一个藏族幼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张一直否认自己犯罪，不服判决，三次向法院申诉均被驳回。1961年张志远直接给谢觉哉写信，再次申诉。谢觉哉审阅案卷后，提出：张志远既然是个医生，不可能不知道梅毒的传染途径。事情发生在妇产科的诊疗室，人员进进出出，不象作案场所。且十年徒刑已服刑八年，仍然申诉，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他派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甘肃省法院一起对案件复查。经查，那个女孩子已经结婚，她说当时年纪小，根本不懂什么叫强奸。之所以说张志远强奸她，是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反动牧主、粮户利用她年幼无知，从中挑拨，想以此煽动民族对立情绪，转移民主改革的方向。

案情大白后，张志远得到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为感谢谢觉哉，他专程带礼物到北京看望，不久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对此，谢觉哉非常不安，他说：“人民自己的法院，却让一个没有罪的人白白坐了八年牢，不仅不应该接受人家的感谢，倒应该向人家道歉！”他还以此案提醒各级司法人员：“从冤错案的数来看只是少数，只占百分之几，但对一个被冤判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对于冤判者本人、家属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该是多大啊！”

四、1962年，审查“王某写信攻击党的政策反革命案”。

1962年5月，谢觉哉在西安从抽调的案卷中发现一起案件，原审某县法院以王某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向领导人和人大常委会写了十几封信，攻击各项政策，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年。王某不服上诉，中级法院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投入劳改后，王仍不服抗拒改造，又被加刑四年。王某仍不服，又给最高法院写“控告书”，控诉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觉哉看完材料后，认为案子判得有问题。他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而且判得这样重？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他主张改判无罪。

对谢觉哉的这一建议，很多人有不同意见。谢觉哉召集法院的同志交换意见。他说“这个案卷怎么能存在档案室？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有人来翻看这个档案，他要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向毛主席写封信就犯了罪？”

在谢觉哉的坚持下，大家终于统一了意见，将王某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但承办些案的同志怕担责任，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同志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事后，谢觉哉谈起此事，曾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反右倾时，反不到他。”

谢觉哉在最高法院院长任上的四年时间，实地到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1个高级、中级和基层法院，平反了大批案件，此时的他已近80高龄。

谢觉哉说过一句话，叫做“法院是评道理和决定道理的权威地方”。他解释说，“讲道理先要听人家讲话，实际上就是先进行调查。既要听原告的道理，又要听被告的道理，听证人的道理，听辩人的道理，还要听其他一般人的道理。听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以便彻底弄清楚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作者：孟中洋　来源：法律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