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联营七年诉讼，官司越打越乱
精明律师抓住症结，纠纷终于了断
——河南省B市H电缆厂诉黑龙江省E市S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
黑龙江省E市T电缆厂（以下简称T厂）系黑龙江省E市S实业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自1996年起由该厂法定代表人范某租赁经营。
1997年5月，T厂与河南省B市H电缆厂（以下简称H厂）签订了联营协议，约定由T厂投入厂房、办公室并负责产品销售，H厂提供生产和检测设备以及流动资金；联营期从1997年5月15日至2002年5月15日；每年底分红一次，比例为H厂85%、T厂15%，亏损时按照相同比例分担。
2001年3月20日，H厂与T厂签订了《分家协议》，其中约定：“联营终止，双方的债权债务自理。其中胡某欠款35万元、唐某欠款50万元，根据实际情况要回各自一半。T厂法定代表人范某除给H厂法定代表人王某50万元外，其他所有固定资产和库存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等都归T厂所有。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50万元不付清不生效。”
2003年5月，H厂以S公司为被告向黑龙江省E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E中院）起诉称：2001年与T厂终止联营时，没有依协议约定取回自己的投资。2002年，T厂将原属于H厂的资产卖给了S公司。经查，T厂已经被S公司在工商局办理了注销手续。因此，S公司侵犯了H厂的利益，请求法院判令S公司赔偿损失50万元，并对联营终止后的资产状况进行清算和分配。
2004年10月，E中院做出了（2003）E商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03年判决），判令由S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与H厂共同成立清算组织，并在成立后6个月内对T厂进行清算；同时，驳回了H厂要求S公司赔偿50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
03年判决送达后，H厂和S公司均未在法定期限内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随后，H厂向E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由于无法取得联营期间的财务账册，E中院于2006年6月裁定终止执行。
由于诉讼的目的没有达到，H厂在E中院裁定终止执行后，又以S公司为被告向E中院起诉，请求判令S公司返还其投资及资产500余万元，并赔偿损失100余万元。E中院于2008年6月做出了（2006）E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06年裁定），以H厂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由，驳回了H厂的起诉。
至此，H厂的两次诉讼均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事情本来到此应该划上句号了。但是，H厂的法定代表人王某抱定了“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在王某的努力下，E中院分别于2008年8月和2009年2月，决定对上述两起案件进行再审，并分别于2009年11月和12月做出了（2008）E商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08年判决）和（2009）E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09年判决），分别撤销了03年判决和06年裁定。
08年判决虽然撤销了03年判决，但是同样驳回了H厂的诉讼请求，S公司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而09年判决却让S公司感觉无法接受：不但撤销了06年裁定，还判令S公司赔偿H厂损失240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S公司决定上诉。
在一审代理律师代为制作了上诉状并办理完毕上诉的相关手续后，S公司决定委托牟驰律师代理本案的二审。
接受委托后，牟驰律师与本案一审的代理律师和S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面沟通了案件的相关情况，理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制订了“全面反击、重点突破”的二审的诉讼策略。所谓“全面反击”，是指要对09年判决中存在的片面解释“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含义、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判决、混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以及事实认定等方面的错误逐一进行反击；所谓“重点突破”，是指要抓住本案以及其他3起诉讼中均被E中院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H厂与T厂签订的《分家协议》在案件中的作用，争取最终解决争议。
之所以如此确定二审的诉讼策略，是因为牟驰律师发现，E中院6年内先后做出的4份裁判文书，都没有对H厂与T厂签订的《分家协议》做出正确的评价，以至于造成了4次审理只是在“H厂的诉讼请求是否合理”这样的枝节问题上花费力气，而根本没有去考虑诉讼的关键——根据联营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H厂是否享有这一系列案件的诉讼请求的请求权，换言之，在双方已经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H厂是否还有权对联营的相关事项提起诉讼？
牟驰律师认为，纵观本案，无论是H厂提出的要求清算的诉讼请求，还是要求赔偿损失、返回投资及资产的诉讼请求，其根源都在于联营协议。因此，H厂是否有权就联营的相关事项提起诉讼，应当结合联营协议的签订和履行的过程进行分析。
对于联营协议的内容，双方没有争议。这样，分析“H厂是否有权对联营的相关事项提起诉讼”这个关键问题的重点，自然就落在了《分家协议》上。由于《分家协议》的内容比较凌乱，为了便于分析，牟驰律师将其内容划分为下列7个条款：
1、联营终止；2、双方的债权债务自理；3、胡某欠款35万元、唐某欠款50万元，根据实际情况要回各自一半；4、T厂法定代表人范某应当给付H厂法定代表人王某50万元；5、其他所有固定资产和库存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等都归T厂所有；6、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7、50万元不付清不生效。
如此划分之后，可以从合同内容的角度对双方约定的内容做出分类：条款1，是提前终止联营的意思表示；条款2，是对联营期间双方各自的债权债务如何处理的约定；条款3，是对联营期间的共同债权如何处理的约定；条款4和5，是对善后事宜如何处理的约定；条款6和7，是对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
这时，再反过来考量H厂两次起诉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2003年的诉讼请求有两个：一个是要求S公司赔偿损失50万元，另一个是要求对联营终止后的资产状况进行清算和分配。
从诉讼策略或者诉讼技巧的角度看，这两个诉讼请求的顺序明显是不合适的，应当颠倒过来才对。道理很简单，在清算未完成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确定H厂是否遭受了损失。而在法律上，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必须是已经发生的，要求赔偿可能发生的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可能得到支持。同时，由于双方签订的《分家协议》的条款4和5已经对联营终止后的资产如何处置做出了约定，H厂以诉讼的方式再要求“进行清算和分配”的行为，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此外，虽然双方在联营协议中确实约定了“联营期满乙方（指H厂）收回所有的投资”的内容，但是，结合本案事实来看，想实现这样的约定存在两个障碍：一是联营协议的终止是双方在联营期限未满的情况下，协商一致造成的。双方约定H厂“收回所有的投资”的条件——“联营期满”并未成就；二是双方在终止联营协议时，在《分家协议》中关于“所有固定资产和库存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等都归T厂所有”的约定，实际上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变更了原来做出的“联营期满乙方收回所有的投资”的约定。因此，H厂的诉讼请求不可能得到支持。
2006年的诉讼请求也是两项：一是要求判令S公司返还其投资及资产500余万元，二是要求S公司赔偿损失100余万元。从诉讼请求的顺序上看，这次起诉显然是吸取了2003年起诉失败的教训，把顺序进行了调整。但是，仍然忽略了一个问题——损失从何而来？或者说，损失是不是S公司造成的？从诉讼请求的内容来看，正如06年判决所指出的那样：“从原告第一次起诉和第二次起诉的内容来看，所依据的事实是一致的，所提供的证据也是一致的，只是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其请求为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赔偿损失50万元、对原告与T厂联营终止后的资产状况进行清算、进行分配，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次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直接返还其投入及资产并赔偿其损失。实质上也是通过解除联营后，解除协议之前双方的经营状况进行清算。根据双方联营协议的约定，得到应有的财产。两次诉讼请求实际也是相同的。”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既然两次起诉的诉讼请求都不合理，那么，合理的诉讼请求应当是什么呢？牟驰律师认为，应当在《分家协议》的基础上确定。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而且是一个E中院先后4次审理均未引起重视的问题——《分家协议》是否生效？
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只要H厂和T厂盖章，或者王某与范某签字，《分家协议》就会生效。但是，《分家协议》的条款6和7却就合同生效的条件做出了两个不同的约定：依条款6的约定，“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而依条款 7的约定，“50万元不付清不生效”。因此，“50万元不付清不生效”的约定能否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就成为了能否依据《分家协议》划分双方责任的关键——如果可以，则H厂的诉讼请求成立；如果不可以，H厂的诉讼请求就不成立。
听取了牟驰律师的上述分析之后，S公司领导班子非常满意，一致表示同意。
2010年3月9日，本案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于准备充分，二审法官的注意力自然地被吸引到了“50万元不付清不生效”能否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这个焦点问题上来。牟驰律师指出，虽然双方在《分家协议》中做出了“伍拾万元不付清不生效”的约定，但是，该约定不能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首先，支付伍拾万元是《分家协议》约定的义务，如果把合同义务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话，一旦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则合同就不会生效，也就失去了签订合同的意义；其次，在法理上，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必须是尚未发生的客观事实。这种“客观事实是不依当事人的意思决定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若单为当事人主观意志就可以决定的事实，不能成为条件。”据此，应当认定《分家协议》已经生效。在《分家协议》已经生效的前提下，H厂只对T厂享有伍拾万元的债权。扣除原审判决认定的王某已经得到的12万元，H厂只能再主张38万元的债权。
在庭审中，王某及其代理人均承认范某确有将唐某所欠25万元直接给付王某的行为，但是，王某却以“分家协议不生效”为由加以拒绝。这一事实表明，T厂和范某在主观上始终想按照《分家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而王某却在以自己的行为设法阻止生效条件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的规定，应当认定《分家协议》已经生效。
2010年8月16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10）黑商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牟驰律师的上述观点。该判决书指出：“虽然双方之间通过联营协议建立起联营关系，但双方又于2001年3月20日签订了《分家协议》，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由于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且明确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而双方随之在该协议上签字，故《分家协议》已生效。虽然王某辩称该《分家协议》是在范某的胁迫下签订，但王某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王某的该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尽管该协议又约定‘50万元不付清不生效’。此约定与前述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相矛盾，但从《分家协议》的内容来看，范某应给付王某50万元，支付该50万元属于范某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法定负担，而且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必须是属于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有控制合同效力的功能，而非合同义务。所以，合同义务，特别是可以强制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成为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故《分家协议》约定的‘50万元不付清不生效’不能作为该《分家协议》的生效条件，故S公司主张《分家协议》已生效的理由成立。”
据此，结合S公司做出的愿意向H厂给付38万元未付款项的意思表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
一、维持E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E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E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E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S公司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给付H厂38万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1年3月20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
在收到终审判决后，S公司在牟驰律师的建议下，主动向H厂履行了上述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王某对此也表示接受。至此，一桩历经7年的诉讼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